“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4—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接上期：“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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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只好“丢车保帅”1967年2月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这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左右横行的风云人物。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 王力、关锋、穆欣

1967年8月7日晚9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久前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接见一直持续到11时。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周恩来曾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然而，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3天之后，8月22日晚，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周恩来接到冲砸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15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周恩来的愤怒、无奈可想而知。23日凌晨3时，火烧英代办处3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妄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8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过批评。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找跟随毛泽东南巡、中途回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谈话，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报告。杨成武带着装有王力“八七讲话”和关锋“揪军内一小撮”材料的档案袋赶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只说了句：“知道了。”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其中，王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做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回到北京，杨成武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8月26日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4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这是一件绝密级的政治事件，没有对外宣布。但对江青一伙来说绝不亚于8级大地震，迫使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也只好“丢车保帅”。

05

千方百计维持经济正常运转“文革”初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将“文革”局限在生产领域之外，以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1966年7月2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及其《补充通知》，强调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及县以下基层生产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不能一哄而起，影响生产。为避免红卫兵运动的洪流泛滥成灾，周恩来指示改组后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红卫兵联络总站设立后，9月1日召开了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周恩来亲临会场，坦率地对红卫兵代表们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红卫兵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他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和业务，一再强调，运动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搞革命的办法去要求他们。”次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连要保证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做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我看这个《意见》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戚本禹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委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许多生产队被“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基层组织瘫痪，最要命的是生产无人负责。秋收临近，这将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尽快拿出办法来。周恩来本来以为“文化大革命”主要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他最担心的是这场运动影响生产。然而，现实告诉他，“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无情地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坏性的狂潮，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泽东支持，硬顶是不行的，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尽量避开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他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几乎同时，李富春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好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做了修改、审定后，于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进行讨论。讨论一开始，中央文革的人满脸怒气，对这种与“文革”目标相去甚远的文件极为不满。他们百般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会议最后没有结果，不欢而散。周恩来只好另谋他途。当天，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以及农村和工矿企业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表示担忧的一系列材料报送毛泽东，请最高统帅定夺。他还提议，这样大的问题，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在9月10日的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在倾听红卫兵代表提出的意见后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提醒红卫兵注意：“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但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周恩来不厌其烦地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试图使脱了缰的野马不要走得太远……再说，周恩来送上的文件在毛泽东那里压了几天。9月14日，毛泽东大笔一挥，批道：“可照发，不要讨论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立即把两份文件发了出去。随着文件的发出，农村和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敛，“文革”泛滥成灾的洪水，遭到了顽强的阻截。次日，毛泽东第3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师生和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联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他那略带些沙哑的嗓音，表达了为维系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所持的坚定态度。为达到说服教育红卫兵的效果，周恩来打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旗号：“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然而，林彪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做得对，做得好！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他利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的机会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周恩来耐心地做解释工作：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周恩来的话，实实在在，没有人能够当面说这样的话不正确。但这些话却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满。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陶铸不客气地顶她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江青听后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来嚷道：“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对毫无组织纪律观念，只知野心膨胀的江青，周恩来忍无可忍，回敬道：“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见周恩来也不买她的账，江青转而怒目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毫不退让，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江青自知在道理上争不过周恩来等人，起身拂袖而去……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乱中夺权，不顾人民死活，不惜干扰、破坏工农业生产。这年10月初，林彪责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随即掀起了一股乱军的狂潮。10月9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什么“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不指名攻击周恩来。他阴阳怪气地说：“‘怕字派’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大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周恩来对于陈伯达这种公然无理指责，不屑理睬。他多次提出，陈伯达的这篇讲话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故意将陈伯达的这篇讲话扩散到社会上。为此，周恩来继续采取应对措施，为维系国民经济运转顽强抗争。为消除陈伯达这番谬论的误导，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题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11月9日，他在主持讨论这篇社论的会上，针对陈伯达的讲话，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批驳只抓“革命”不讲生产的谬论。他严正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根据周恩来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郑重宣告：“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06

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随着“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安亭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制造了京沪线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个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更使周恩来为难的是，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安亭事件”虽然平息了，但铁路交通却更混乱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他打电话给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丕显同志，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正常，不要让他们把铁路运输搞乱了。”几天后，周恩来找到调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在这时，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余秋里、谷牧。这个《十二条规定》提出：“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等。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还胁迫余秋里、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汇报，并建议近日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同意把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拿到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17日，在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七大城市和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强烈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使工交战线出现混乱，许多大型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面临停产、停运的危机。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部长们，在会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炮制的《十二条规定》，反对“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他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家在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和座谈会上的意见，谷牧组织人员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作了修改，改定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8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等等。陈伯达看到《十五条规定》后，恼羞成怒，立即将谷牧、余秋里找到他的住处，要他们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什么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听了余秋里、谷牧的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11月22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同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规定》。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从不过问工农业生产的林彪，从12月4日至6日，却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议开始时，谷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的《汇报提纲》，汇报了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规定》。谷牧汇报还没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纷纷起来指责。他们攻击说：“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他们胡说：《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陈伯达歪曲事实，颐指气使地指责“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他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清楚，他们一伙的攻击矛头，名为责难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对准自己的。对陈伯达的无理指责，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最后，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为主持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开脱。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会议最后由林彪做总结发言。他字字句句地定性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还针对周恩来多次讲过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批驳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种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在林彪的支持下，会议被迫通过了经修改过的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指示》。为此，“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周恩来忧心如焚，他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严重地破坏我国的生产力，从而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他充分利用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负责的“小计委”主持经济工作，要他们住到中南海国务院院子里，保持着国务院和各经济部门及各省市的联系，以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转。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农民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了，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泽东已经先后8次接见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仅受到最高领袖接见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人数就达1100多万。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潮，潜伏着重大的事故隐患。全国红卫兵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给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运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的。为使铁路交通命脉不至于中断，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铁路运输。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无论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都要亲自打电话追问，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劝说、教育或批评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昼夜。没想到，在全国的混乱逐渐加剧的情况下，铁路的混乱也越发不可收拾。在铁路系统，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们，气焰越发嚣张。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其中用毛泽东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此后，一场周恩来做梦也想不到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泛滥，一场空前的社会混乱降临全国。周恩来所要解决的，是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周恩来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在全国的所谓“夺权斗争”中，铁路部门的夺权更甚。大夺权风暴迅猛刮向全国各地，致使铁路运输陷于瘫痪、半瘫痪。铁路部门大批各级领导干部相继被夺权、揪斗；广大职工或分裂成几大派，或外出串联，停产闹“革命”，铁路运输生产大幅度下降；保证铁路正常运输的各种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管、卡、压”，难以执行。大夺权使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路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停运，待运的旅客和生产物资大量积压。1月19日凌晨，为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周恩来召集铁道部联络站和长春、大连、齐齐哈尔、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谈话，对“停产闹革命”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1月27日晚11时至28日晨7时，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铁道部造反派的夺权错误，责令他们“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2月1日，他再次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代表，批评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管。我给你们开过7次大小会议，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是不顾一切。你们想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周恩来采取种种措施，仍然没能制止住铁路交通停运。于是，他下定决心对铁路系统实行军管。当即将齐齐哈尔铁路交通受阻的报告送给毛泽东。3月19日，毛泽东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周恩来主持起草一份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3月21日晚，周恩来召集这3个部的负责人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负责国务院工交、财贸、计划工作的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同志出席会议。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强调说：“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要把2季度的生产搞好。铁路、轮船、交通、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竟然不顾毛泽东的批示，对实行全面军管进行刁难、阻挠。林彪指责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他们还节外生枝，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因为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对铁路、交通、邮电军管一再拖延，交通运输受阻情况进一步恶化。5月31日上午，周恩来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的一份紧急报告，其中反映：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4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这还了得，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没有了，简直无法无天。“必须发挥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作用，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主意已定。他立即拿着紧急报告去找毛泽东。他说：“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毛泽东思索片刻，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告别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人于当天下午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对中央文革，周恩来采取了先斩后报的办法。会后，他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还没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过来，第二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下达，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实施了军事管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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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之缘

一“点”不远